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各民族五方杂处，文化互相交融，文明的延续几经周折而绵延不绝；在广袤的大地上，大江大河纵横交错，高原与平原起伏有致，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丰富的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自2019年以来，中央先后提出《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十四五”规划，集多方力量推动建设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大工程。由韩子勇主编，集中国艺术研究院十余位学者之力精心撰述的《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就是为响应国家的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建设而推出的新成果。《论纲》的一个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于将历史溯源与空间实体的描摹相结合，通过时空构型的方式立体地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形与神，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路径。
一般而言，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既少不了实体的物质载体的依托，更离不开内在的精神风骨的支撑。正如《论纲》在论述长征精神时指出的，长征精神的传承需要自然和人文地理符号作为载体，而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升华也需要长征精神作为指向。在论述黄河、长城、大运河时，《论纲》也紧扣这一思路，既从空间上描摹黄河、长城、大运河的壮美景观，又通过历史溯源的方式勾勒这些壮美景观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品性，在时空的交错中塑型中华文化，并将其立体化、丰富化。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首先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如《论纲》所述，以黄河为轴线，向西是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向北是长城、漠北、牧场、冻土带；向南是愈益富庶的江南和岭南地区；向东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和万顷波涛的大海。这种贯通四方的空间结构，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自然基础。长城和大运河沿线则又是另一番大好河山。长城的修建源于军事防御，因而横亘中国北方的长城，形成关隘、敌台、烽燧、城堡联动的军事工事和建筑群；长城内外是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农业形态，由东向西是从千里平原到茫茫大漠的过渡。大运河的开凿则促进了南北丰富物产的交流，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因而繁荣异常，船只驿站、瓦子勾栏、商贸市镇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中国最生动的写照。长征的沿线串联的却是中国最恶劣的自然风土，雪山草地、险滩飞流，老旧的中国正因这一次革命的远征而染上鲜红的色彩。从《论纲》可知，黄河、长城、大运河与长征沿线，从不同的方向勾勒出中国的版图，并各自以其迥异的自然景观填充了这一版图的多姿色彩。
《论纲》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追溯黄河形成的历史，分析其至刚又至柔的秉性，并指出“地理与人文互相成就，万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黄河沿岸的先民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文明，谱写了和平、包容、协商的文明特质，孕育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文学史上长城意象由盛唐的豪迈到宋朝及以后的悲愤，再到近代以来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实体的长城逐渐衍生为一个寓意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精神构筑物。对于大运河，《论纲》先历时地梳理其水道的贯通、治理及维护，再追溯从水道到商道的繁荣历程，最后描摹出大运河沿线多元杂糅的世道文化景观。而对长征，《论纲》一方面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回顾其历史进程，一方面研究各时代对长征精神的阐释，把长征的原型故事、精神品格与时代的进程联系起来，使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既有精神的系谱可寻，又有当下现实的土壤依托。
《论纲》把自然空间的描摹与民族标识精神内涵的追溯结合起来，既写出了中华文化的血肉，又勾勒出中华文化的筋骨，以时空构型的方式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立体模型。（文/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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